做一个千万富翁的打工太太

1990年我来到澳洲的时候,还是别人眼中圆脸、长发,阳光的中国姑娘,一口京片子脆响。放弃了国内优渥的工作,只为多看看这个世界。趁着那一拨出国热,我花了一万左右的美金,就背着简单的行李,告别亲人,远渡重洋,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。

我找到了一份工作,是个韩国人开的家庭小作坊制衣厂。工厂设在老板家里,加上老板才三个人,每天像机器人一样车8个小时的衣服,收工后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,就这样,每周可以挣300元澳币,勉强可以维持生活。

有时候也觉得茫然,我从北京跑到这里,究竟是为了什么?然而一切感慨都没有生活这个命题来个实际。我积极地交朋友,在国人匮乏的异乡,只有浓浓的乡音才会让我倍感亲切。直到我认识了来自南京的Lily。

她比我早几年到澳洲,年龄也比我大些,我们却像上辈子就认识一样,有说不完的话。等到我拿到澳洲永居权后,我对Lily说,“以前因为没有身份只有夹着尾巴求生存,如今咱也是这块土地的一份子,我要和这里的白种人一样好好地享受这里的蓝天白云。”

这也是我反复对自己说的话。是的,我在悉尼这个大城市里仍然孑然一人,但我可以工作,拼命地挣钱。只有靠自己挣来的钱,才能花得潇洒。我辞去了小作坊的工作,去了一家大清洁公司,在一家高级商场里干活。每天重复的工作就是拖地、擦桌子、清洁电梯扶手,一次又一次,一天又一天……

一份工作的钱只够生活,我又再找了附近的一家面包厂当搬运工,工作强度很大,有时一天只睡几个小时,Lily看我太辛苦,常劝我说,干吗呢?差不多就行了,干两份工作还要交双份税,不值啊。我说我愿意啊,交的税多总比没有强。真的,交税让我踏实,这样我就更像这个城市的一份子,而不是一个过客。

就在这个时候,我认识Thomas。

Thomas认识Lily,而Lily认识我。所以缘分这东西,拉到了国外也还是很奇妙。

嫁给千万富翁

Lily这样形容Thomas:一个事业有成,幽默善良的老好人,爱帮助人,还喜欢在中国人中扎堆,几年前就和几个中国人在大陆投资开工厂。Lily说,他像白求恩。

就像她说的那样,Thomas是个好人,我们都被彼此吸引了,分手时,Thomas说想送我回家,我说,ok!Why no?

我和Thomas开始了交往,像多数异国恋那样,浪漫却又平实。我辞去了在商场的清洁工作,去Thomas的公司帮他,下死力地干,全无私心。渐渐地,我成了Thomas的主心骨,随Thomas去看他的中国工厂时,他陪我去看了北京的父母。

一年后,我们结婚了。

婚后的Thomas把自己的工作尽量减少,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他的中国妻子。我们的生活可以说得上幸福美满、并且富裕。是的,Thomas很富有,他拥有无数的不动产,二个MOTEL,还有银行的巨款……突然之间,我这辈子再也不缺钱了,成了真正的富婆。我曾经长长地出了一口气,学习去过一些安逸的生活,比如住在大房子里,无聊的时候,去捞游泳池里的落叶;花了5000澳币去插花班学习插花艺术,5000澳币,我都快想不起我曾经为了2000澳币的价差痛哭过一场。

我欣喜若狂地接纳一切,新生活展示了许多我原来不会也不懂的东西,Thomas也乐得宠溺他的新婚妻子。那是一段天堂般的时光。

只是,当浪漫的恋爱结束,家庭生活渐渐步入平静后,我才发现原来中西结合的婚姻差距挺大的,我们的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:Thomas吃不了中餐,如果一个星期吃两次中餐的话,他就会投诉太油了;我要天天打扫卫生,布置家庭,应酬彼此的朋友来家Patty;我们常在餐厅吃饭,可每顿饭要是超过了100块钱,Thomas就会大叫“太贵了,怎么是在吃Lacoste(鳄鱼)!”

我慢慢地明白,Thomas虽然经济很宽裕,在生活上非常克己,从来不喜欢排场和浪费。在双方慢慢适应中,我有了BaBb,分娩时老公一直在产房陪我,看到我痛苦的样子,他握着我的手说:“亲爱的,没想到生孩子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痛苦,不会再有以后了。”

我们的儿子杰森出世后,Thomas几乎放弃了一切工作,可此时,和他合资的工厂因财务出现了问题,Thomas的投入几乎化为乌有。为了捍卫我的家,我一次又一次和合作者力争,最终的胜出是用厂里的产品和几个商店的物品作为抵押品,可那些房租和人员工资仍要付出,我每天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,开几个小时的车,中途还得停下给孩子喂奶,最后东西虽然都贱卖了,但收回了成本。

在北京开的商店,也因为疏于打理而造成产品积压,我在北京租了个房子,然后一个人北京悉尼之间来回穿梭奔波。因为Thomas不习惯中国的生活,只好带着孩子留在悉尼,长时间总是见不到妈妈的儿子,常跟爸爸喊着要找妈妈,那段日子真的很难,很难……

开着大奔去打工

我是幸运的。艰难的日子到底是走了过去,等一切重新上了轨道,我再回到家里做全职太太,又开始使用老公的信用卡了,突然却觉得不自在起来。

虽然Thomas很有钱,足够我们尽情的花,可他实在是个非常节俭的人。他的衣服永远是穿得舒适干净,但从不奢侈地狂买,也不崇拜名牌。有一年圣诞节前我看见一样自己喜欢却很昂贵的东西,就问Thomas你能不能买这个作为送给我的圣诞礼物?NO,老公说,这不是我想送你的礼物,你要想要,就得自己买。

我苦笑。Thomas早就表示过,虽然我们是夫妻,但他的钱是他自己一分一毫挣回来的,他可以提供我一定的物质基础,但如果想要更奢华的生活,必需得花我自己的钱。这和我们东方奉行家庭财富是两个人共有的传统完全不符。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此时得了具体的体验,也注定了我们婚姻必需要在互相理解、磨合中一路走下去。幸好,我们相爱。

有一天,我突然告诉老公说要出去工作,每周仅二天也行,否则真得会憋死。Thomas同意了。于是一身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常识名牌服装,脚登意大利皮鞋,开着奔驰车的我,当起了家俱店的打工女。刚开始会有人侧目,但国外彼此尊重这点做得特别好,渐渐地,同事们都见怪不怪了。

“您好,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?您想买什么?在什么价位上可以接受?”这是我上班时的用语,而面对店里70多岁的老太太,我会说:“这个有点重,您拿不动,店里送货要钱,这样吧,下班后我用自己的车把东西给您送去”。

这份工作已经不是为了生存,而是为了充实。我有更多的心力,把打工的商店当作自己的生意,结果被老板欣赏了,时间改为一周工作五天,连不动声色的 Thomas都抱怨:“你的工作量是否太大了?我倒变成了专职的司机和保姆了,每天要接送孩子上放学,陪孩子学钢琴,还要等你下班回家后,再开车全家去餐厅吃饭。”每当这时我就很开心,回应他:“抽空咱全家就去度假,把世界玩个遍。”

我没有食言,常陪着老公和儿子全家幸福地去国外度假,还有看看中国的父母和家人。现在小杰森已经8岁了,因为他小时候我忙于工作,常伴随他的是爸爸,孩子还不会说中文。今年3月我带着杰森回中国度假,发现中国的变化太大了,短短二个星期,杰森开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喜欢中国,学会了说,“你好、请坐、再见。”回澳洲后他跟我说,“下半年的渡假,咱们不去纽约了,还来中国。”我开心得大叫,回去就给杰森请了中文家教。

也有朋友疑惑,为什么现在有钱了还这么辛苦地打工?就算与Thomas的生活方式不适应,还可以离婚啊,依法律他70%以上的身家都会归你,你仍然可以过得很舒适。

不,在国外飘泊了这么多年,我对这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家非常珍视。我爱Thomas,爱他的澳洲式吝啬,爱他在我凄迷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家庭,也爱他对于孩子无怨无悔地付出。但是女人始终要有自己的工作才能更踏实地生活,我非常愿意做一个澳洲富翁的打工太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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